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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学术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历史表明，审稿攸关学术和学术期刊存亡。在西方乃至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是同行审稿（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制度，这已成为学术论文发表不可或缺的主要环节，因此，国外学术期刊均将同行审稿视为决定学术期刊质量的重要举措。国际学术出版者学会（ＡＬＰＳＰ）的调查表明：同行审稿、期刊声誉、影响因子是学术论文作者最为关注的三个方面；国际科学计量与评价机构在对各国科研产出进行对比分析时，也特别强调统计论文必须是发表在经同行审稿的期刊（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上的；１９８９年以来，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界还定期召开同行审稿研究方面的国际性会议。而在我国，目前审稿制度的主流还是“三审制”。在网络化、数字化和全球化的２１世纪今天，我国学术期刊还没有哪一家能真正进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的行列。因此，我国的审稿制度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是坚持“三审制”，还是改进“三审制”？是积极借鉴同行审稿制度，还是完全过渡到同行审稿制度上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予以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行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比较，实际上就是“三审制”和同行审稿制度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是必要的。

一、西方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

（一）学术期刊的起源

学术期刊产生的条件。研究同行审稿制度离不开对其载体－－学术期刊的历史回顾和观照，因此，探讨审稿制度，首先要从研究学术期刊起源和历史开始。通过考察西欧国家学术期刊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西欧各国的学术期刊萌芽于１７世纪，滥觞于１８、１９世纪，繁荣于２０世纪。由此笔者认为，学术期刊产生的条件主要似乎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社会上包容和鼓励学术研究的制度基本成熟，即封建统治比较薄弱或基本除，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第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稳定职业，已经有一批以此为生的学者；第三，出版物在形式上不再具有偶发性，而是持续不断地出现，有期次编号或注明日期、周期具有相对固定性、编辑方针具有确定性、内容具有多样性、作者具有差异性、篇幅具有相对固定性、种类具有多样性、能够装订成册从而具有物化的形式出现，期刊之所以被称之为“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就因为它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的；第四，社会上已经有一批专门从事学术期刊出版的编辑队伍。

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产生于西方。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大致有四种：一是１６６３年由德国神学家、诗人约翰·理斯特（Ｊｏｈａｎｎ　Ｒｅｓｔ）在汉堡创办的《启发讨论月刊》（Ｅｒｂａｕｌｉｃｈｅ　Ｍｏｎａｔｈｓ　Ｕｎｔｅｒｒｅｄｕｎｇｅｎ）［３］１２４；二为１６６５年１月法国议院参事戴·萨罗（Ｄｅｎｙｓ　ｄｅ Ｓａｌｌｏ）在巴黎创办的《学者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Ｓｃａｖａｎｓ）［３］；三即１６６５年３月６日由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Ｈｅｎｒｙ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在伦敦创办的《哲学汇刊———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前的探索、研究和劳动的若干总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Ｇｉ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ｎｇｅｎｉｏｕ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简称《哲学汇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７７６年后改称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４］；四是面世于１６６５年１１月的《牛津公报》（Ｏｘｆｏｒｄ　Ｇａｚｅｔｔｅ），１６６６年２月改名为《伦敦公报》（Ｌｏｎｄ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５］。因为《学者杂志》首次采用“Ｊｏｕｒｎａｌ”作为刊名，故一般认为《学者杂志》是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的学术期刊。

创刊达两三百年、至今仍存的著名西方学术期刊有：《柳叶刀》（１８２３年创刊）、《考古学会通讯年鉴》（１８２９年创刊）、《矿冶杂志》（１８３５年创刊）、《英国医学杂志》（１８４０年创刊）、《考古评

论》（１８４４年创刊）、《语言学》（１８４６年创刊）、《笔记与问题》（１８４９年创刊）、《工程师》（１８５６年创刊）、《法务官杂志》（１８５７年创刊）、《心理》（１８７６年创刊）、《希腊研究杂志》（１８８０年创刊）、《美国语言学杂志》（１８８０年创刊）、《亚洲季刊》（１８８６年创刊）、《地理杂志》（１８９３年创刊）等等［６］１２２－１２３。其中，上述四种学术期刊中除《学者杂志》在１９３８年停刊外［３］，《启发讨论月刊》、《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伦敦公报》都一直在出版，且都已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可见，西方学术期刊于１７世纪开始涌现，到１９世纪更是遍地开花。有学者直言：“科技期刊最早出现于欧洲，从第一种科技期刊诞生到现在已经有３５０多年的历史。”

西方期刊孕育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的通讯业和资料抄写，即社会新闻和科研成果的记录与交流；进入１６世纪，信函复制件是西方期刊的另一雏形；１６世纪末，西欧邮政业迅速发展使德国、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出现每周定期发行一次的周刊报纸———《星期报》；１７世纪中期，西欧涌现出英国的皇家学会等两百个学术团体，这一期间的期刊首先以学会汇刊形式出现；到１７世纪下半叶，近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分工愈来愈细的特点，早期综合性期刊逐步向专业化期刊方向转化。纵观西方期刊发展的历程，它孕育于社会新闻和科研成果的记录与交流之中，诞生于邮政制度变革与学术组织的涌现期间，发展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文献的增长过程中。作为一种迅速发展的文献载体，它正朝着专业化、多样化、快速化、一体化方向发展［９］。１６４０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西方学术期刊兴旺发达的推进器。

（二）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的源起

因为学术期刊首先在西方出现并大量产生，所以，最早的学术期刊审稿活动自然而然也首先产生于西方，并且形成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同行审稿制度。它首先产生于西方有其客观条件和必然性：一是大量学术期刊已经存在；二是赖以参考、模拟和切实可行的专利“同行评议”制度在西方存在已久，这就是１４１６年诞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利评审方面的“同行评议”制度，它是一种对发明者提出的新发明、新工艺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授予该发明者对其具有垄断权时，所采用的邀请同一行业或最接近行业的、有一定影响的从业者帮助判断的做法。17世纪后，西方各国逐渐把当时仅适于专利评审的同行评议制度引进到了科研项目的评价和科研论文

的评审之中，今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水平评价手段。１７３１年，英国的《医学论文和观察》（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和法国的《回忆录》（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Ｒｅｃｏｉｌ　Ｄｅｓ　Ｍｅｍｏｉｒｅｓ）等刊开始聘请审稿人审稿［１０］１２，但是，这时还没有真正把同行评议制度引入到学术期刊的审稿之中，真正把同行评议制度引入到学术期刊审稿的是英国的《哲学汇刊》。该刊１７５２年将专利中的审查（ｒｅｆｅｒｅｅｉｎｇ）和评论（ｒｅｖｉｅｗ）概念引入学术论文出版前的评价之中，皇家学会为此还成立了“论文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ａｐｅｒ），其作用就是评审拟在《哲学汇刊》上发表的论文。该委员会的章程规定：委员会由五位委员组成，委员会可以邀请学会中在某一分支学科有较好知识和技术造诣的其他会员参加审稿。它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编委会以协助编辑评审稿件，并形成了期刊论文的同行评议———同行审稿制度的雏形［１１］。人们普遍接受将这个委员会的建立作为同行审稿的开端。可见，审稿制度首先在西方产生有其必然性。

同行审稿制度经两三百年的发展，又衍生出了很多具体方法：盲法审稿（ｂｌｉｎｄ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匿名审稿（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双向匿名审稿（也叫“双盲审制”，ｄｏｕｂｌｅ　ｂｌｉｎｄ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ＤＢＰＲ），匿名外部人审稿制度（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ｅｉｎｇ），单盲法审稿（也叫单向匿名审稿，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实名审稿（ｒｅａｌ　ｎａ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公开审稿（ｏｐｅｎ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量化审稿（ｑｕａｎｔｉｚｉｎｇ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ｐｒｏｏｆ），预审制度（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顺序审稿法（ｏｒ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等等。这些方法在本质上都属于同行审稿制度，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同行审稿制度为

前提，都是同行审稿的延伸和具体化。同行审稿制度在西方的学术期刊审稿中一直沿用至今，并且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期刊论文评价手段。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同行审稿无疑有力地促进了学术和学术期刊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正是鉴于同行审稿的极端重要性，国际学术期刊界对如何正确、有效地履行同行审稿的职能都十分关注，国际科学计量与评价机构在进行各国科研产出的对比和分析中，也特别强调所统计的论文必须是发表于经同行评审的期刊［１２］。在西方学术期刊的运作过程中，设审稿人的学术期刊与日俱增，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尚有３０％的学术期刊不聘审稿人，但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日本为例的１１７种学术期刊中，仅有３％的学术期刊无审稿人［１３］。可见，不仅西方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已经成为惯例，并已影响到了亚洲国家。西方学术期刊界严格实行同行审稿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发表服务。

二、中国特有的学术期刊审稿制度：以“三审制”为主

（一）关于《吴医汇讲》及其审稿性质的辨析

在我国，人们往往把《吴医汇讲》作为中国学术期刊以及学术期刊同行审稿的开端。笔者对此持相反观点，理由如下：

１．《吴医汇讲》是传统多卷集书籍，或为准连续出版物，不是期刊。我国不少学者认为，具有现代意义萌芽状态的学术期刊始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唐大烈的《吴医汇讲》，并且由它开启了中国的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①。而种种情况表明，唐大烈的《吴医汇讲》实际上是在模仿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江瓘的《名医类案》、罗美的《名医汇萃》，因为《史记》有１３０篇、《本草纲目》有５２卷、《名医类案》有１２卷、《名医汇萃》有３卷，而《吴医汇讲》则１１篇。《吴医汇讲》在体例上与前书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并且，唐大烈在他的“凡例”和“自序”以及好友朱克柔为其作的《书〈吴医汇讲〉后》也曾多次提到《本草纲目》、《史记》、《名医类案》、《名医汇萃》等，说明《吴医汇讲》的体例是效法它们的。正如中国传统长篇著述如《史记》等，《吴医汇讲》亦是以“卷”排序，并没有摆脱传统，唐大烈也断然不知道“期刊”为何物。正因如此，朱克柔说：“集前辈名医及诸同人著作，汇为一编，名之曰《吴医汇讲》”［１４］１。另外，唐大烈在“凡例”和“自序”以及朱克柔在后记中都称该著为“书”，而不是“刊”。唐还说：“今余是集，系就先见教者先为付梓，现在广以奉征，正无已时，即余拙撰，积稿颇繁，现因卷帙不匀，故亦先刻几条，俟诸同学陆续赐教，余亦渐次补镌，非止限此几卷，便为完书也。”［１４］范例当今吴文化的研究者苏简业、张澄国也认为，唐大烈“仿照康熙时苏州人过孟起《吴中医案》的体例，征集苏、锡、常太医家杂著，汇编成《吴医汇讲》十一卷”［１５］１０７。“因此，仅仅凭借‘从作者角度来看，书籍的作者一般都较少。而唐大烈根据江南著名医生所供稿件，编辑出版的《吴医汇讲》却有四十一位作者’之多，就认定它‘是一种期刊，而不是一种书籍’的做法，实属孟浪。”［１６］如果《吴医汇讲》是期刊，那么《名医类案》、《名医汇粹》、《吴中医案》等均为“继述之多人”之书籍，能说它们是期刊而不是书籍吗？因此，笔者认为，《吴医汇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而是传统多卷集书籍，或为准连续出版物。

事实上，我国主流观点则倾向于中国最早的期刊和学术期刊是１８１５年由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米怜（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ｌｎｅ，１７８５—１８２２）和麦都思（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１７９６—１8５６）任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因为它是按照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来运作的，是“舶来品”。其出版虽因受到清政府打压而移至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马六甲，但它仍然以华人为主要读者对象，并且大量向内地散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初每期印刷５００份，免费赠阅，三年后就增加到了１　０００份，１８２０—１８２１年，每期增加到２　０００份，发行区域主要在马六甲、安南、暹罗等地的华人居住区。每到广东县试、府试、乡试，其刻工梁发便把它带到广州，与宗教书籍一起散发给赶考的举子，１８３６年洪秀全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便是梁发散发的。四年后，米怜说此刊“分散于中国几省人民中”，连同东南亚的华侨社会共散发“三万有余”［１７］。从期刊产生、发展的角度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１８］７。著名编辑学家姚福申也认为：“传教士是按照西方期刊模式创办中文杂志，因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期刊形态一开始就比《吴医汇讲》成熟得多。”［１９］可见，《吴医汇讲》没有开我国学术期刊之端，真正的开端是在西学东渐的１９世纪初叶之后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陈湘年也认为，中国期刊的出现晚于西方，他把中国期刊的“初创期”界定在１８１５年至戊戌变法前。

由此，再结合上述对西方学术期刊历史的考察，可以很容易发现，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条件首先在西方成熟；从客观上看，众多学术期刊也首先在西方出现。

２．《吴医汇讲》审稿活动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不是现代意义上同行审稿的开端。认为《吴医汇讲》的审稿活动是同行审稿开端的依据是《吴医汇讲》作者唐大烈的孙子唐庆耆的话：“旧存见闻篇杂及诸公送来之佳作，先祖必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仃尽善，方使付梓采，是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缘集行海内，同人之公论系焉。”［１４］１３９－１４０这种做法的出现具有偶然性：第一，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专制治极度强化的时期，不可能有学术产生、发展的土壤，没有期刊，所以不可能产生同行审稿这种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制度；第二，它并非我国学术期刊及其同行审稿制度的滥觞，《吴医汇讲》审稿没有形成制度，仅仅是个案，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同行审稿雏形，中国的近现代学术期刊与《吴医汇讲》也没有任何渊源关系。总之，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和同行审稿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古代“盛世”的清朝中期产生，学术期刊和同行审稿制度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西方。

（二）中国近代学术期刊的出版

中国近代期刊史的研究表明，中国近现代学术期刊出版的轨迹如下：从明朝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和徐光启的联合编译出版书籍，到清朝米怜与梁发的合作编译期刊，再到王韬与伟烈亚力的合作编译书籍，以至于徐寿与傅兰雅合作编译书籍、期刊；从佣书到秉笔，再到合作。通过这一系列演进过程，中国的知识分子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这样就孕育和造就了中国第一代报刊人。中国学者从被动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使命感到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从而奠定了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重要基础。

如上所述，公认的最早的中文学术期刊是１８１５年由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为它是以华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期刊，可以说它揭开了中国学术期刊史的序幕。而在我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术期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ｅｓｔ　Ｇｕｔｚｌａｆｆ）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Ｊｏｈ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于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在广州等共同创办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其后六十多年里的期刊（包括学术期刊）都是由西方传教士或别的西方人创办的，直至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把戊戌变法运动推向高潮时期，资产阶级的报刊舆论活动达到了鼎盛，几年间全国成立了二十多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派学会团体，由维新派或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主办的２７家期刊先后创办，著名的有１８９６年的《时务报》、１９００年的《亚泉杂志》［１８］９，后来又接连涌现出了１９０３年的《科学世界》、１９０４年的《东方杂志》、《学桴》、《学丛》、１９１５年的《清华学报》、１９１９年的《北京大学月刊等。这时，期刊和学术期刊才真正在中国人手里出现。后来又产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期刊。

之所以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界定为学术期刊，主要基于以下五个原因的考量：第一，其创刊号序言即开宗明义：“探求、洞察事物规律”。序言认为：“总不会一种人全对，一种人全错，一个地方各种事物都是香的，别的地方什么都是臭的。”“所以要（增）进学（问），不可不察万有后辨明是非矣……所以学者要勤察世俗人道。”第二，该刊创办者马礼逊本人就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因为他是将西方文化经典系统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也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位西方人①，由他主编的该刊具有很浓的学术性很容易理解。这点从其语言即可明显发现。马礼逊在总结《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四周年时说：“这本小刊物创立的原本目的，是要把一般知识的普及与宗教、道德的推广活动相结合，包括传播足以促使人们反思及激发其觉悟的公众事物的时事。传播基督教的教义是最主要的目的，但也不忽视其他次要的目的。因为知识与科学就像是宗教的仕女一般，可成为道德的支柱。”［２０］８７第三，米怜继任者麦都思也认为此刊“多论各种道理”。他说：“夫从前到现今，已有七年，在吗啦呷（马六甲）曾一本书出来，大有益于世，因多论各种道理。”既然是登载“多论各种道理”的文章，刊物当然就有浓厚的学术味道。第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宣称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２１］。从这个角度看，既然“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阐发”就需要有理有据，符合逻辑，这样的文章应该就是论文，至少属于神学论文。第五，从刊登的实际内容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７年总共发表文章２４４篇，除了上述阐发教义的主体文章外，宣传科学文化的文章也有很大比重，譬如其连载的《天文地理论》就有１０篇，《论行星》、《论侍星》、《论地为行星》、《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论月》、《论彗星》、《论静星》、《论日食》、《论月食》等系统地介绍了天体运行原理；还有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２１年间连载了《全地万国纪略》１１篇，分别介绍世界各洲的国家、人口、人种、政制、物产、语言、地理、人文各方面的概况。因此，可以判定《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种学术色彩很浓的学术刊物。虽然与今天中国的学术期刊有很大不同，但当时作为以中国人为主要读者的中文期刊，与以往中国的传统出版物相比已有很浓的学术味了。另外，即使是公认的、英国著名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今天刊载的内容仍然是学术与新闻并行，但不能由此否认它在经济学界的显赫地位。所以，我们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界定为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其实在２００６年，姚树峰等已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界定为“中国境外创办最早的一份文理综合性中文期刊”［２２］。王汉熙等也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中国近代科学期刊之始奠”，因为其登载的“许多文章从内容到形式己与当今科普文章无异。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