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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普及完全是一些偶然条件促成的。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做老师做得长了，讲课的技巧提高了一点。当年好多知青都去当代课老师，我出身不好不许我做，一直没给别人上过课。刚毕业留校试讲的时候，程千帆先生说你讲得太快了。他说同学来不及反应的，你要把速度放慢一半。我后来就压着自己要讲得慢、慢、慢，后来就适应了。我最早做普及工作可能是2000年以后了。我1984年就留校了，十六七年过去了。

正好也是偶然的机遇，有两个。一个是2004年我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我连教研室主任都没做过，一下子叫我当系主任，我说我不能当。结果好多校领导轮番地来找我谈。后来我爱人说你有两条路，要么调走，要么就接受。她说校领导都出面了，你坚决不做，会伤和气。后来我想想，算了我就做吧。做了以后才发现，现在这个体制下系主任忙得不得了、烦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开会、填表。我本来那一年正好有一个论文题目，很好的，想得也差不多了，结果一当系主任就没法写了。我就想了一个主意，论文写不成了，就写随笔。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时间零碎也没关系，就在那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主要是谈古典诗词跟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我在日常生活的某种具体境况下想到哪首诗了，想到哪首词了。出版后反响还可以，好多读者来信，我以前出了专著有谁给我来信？这本书出了有读者来信，来跟我交流，我觉得好像还蛮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机遇。

第二个机遇就是上《百家讲坛》。南大这个学校比较低调，她的影响就比较小。到了2003年，我们校庆一百周年，校庆办的老师说我们也要宣传宣传，现在宣传媒体最好的就是电视，他们就请央视到南大来录老师的讲座，录了以后在《百家讲坛》播，这样南大就会有点影响。结果央视同意了，派人到我们学校的逸夫馆来录像。学校给中文系派三个名额，中文系就把比较会讲课的老师派出去了。董健、周宪，还有我，三个人每人讲一节课，央视的编导来录，录了以后在《百家讲坛》播出了。那次讲座的听众是我们的研究生，我讲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稍有一点学术化。但是央视要求通俗一点，我就尽量往通俗化靠。

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就来找我了，可能他们觉得我讲得比较通俗，符合他们的要求。2003年南大有六个老师讲了，这次就来找我一个人。我说我这个人不能上电视的，同学说我很严肃，不苟言笑。他们非要让我去讲。讲什么呢？我说讲苏东坡吧，那时我正在写《漫话东坡》，我觉得内容蛮生动的，有很多故事。结果他们说你不要讲东坡，要讲唐诗。我说唐诗怎么讲，因为《百家讲坛》我也看过几集，都是讲人物故事。他们说随你怎么讲，并允许我不需要写讲稿送审，直接去讲。讲完以后就出了一本书，《莫砺锋说唐诗》。那是我的书第一次印数达到十万册，以前我的学术著作，比如《江西诗派研究》，只印了2000本。《莫砺锋说唐诗》出版以后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跟我来商榷的，还有说他们那里买不到叫我帮他买书的。我后来又到《百家讲坛》去讲了白居易，也出了一本书，同样印了十万本。我一直觉得古典文学的作品如果没有让现代的普通读者感到有意义，没有让大家都来接受，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说价值不大，是象牙塔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要做好普及工作，让大家都知道唐诗好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相信唐诗的价值。

从那两个事件开始，我愿意做一点普及工作，这两年越做越多了，经常去给图书馆做公益性讲座。南京的高校大概只有一两所没去讲过。南大以外东大是我讲得最多的，因为东大的学生反应热烈，我就讲得有劲。前几年有一个学期，我讲得比较起劲，东大也不停邀请，一个学期连讲了十讲。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就那样了，投入功夫做一点普及工作也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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