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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来，被撤销的科学论文数量猛增了约10倍，许多引人瞩目的研究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从剽窃到人为操纵数据等等，究竟是人们犯的错误更多了，还是揭露错误的人更多了？当对某项研究的不满达到临界值时，同事或是监督者、年轻的合作伙伴，甚至是与研究毫无瓜葛的局外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揭发问题还是保持沉默。揭发要承担极大风险并面临难以想象的挑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一些人选择沉默，另外一些人则决不妥协。匿名监督者通过邮件和公共论坛揭发他们看到的错误，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本文中，《自然》杂志列举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有的选择沉默，有的选择揭发，但无论何种选择，都为那些想成为揭发者的人提供了经验教训。

分析法

　　Uri Simonsohn将自己视为数据告密者而非揭发者。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他任职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其日常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档案数据的整理。这些数据涵盖了房价、拍卖记录、高校招生等方面，是他探究判断力与决断力的重要资料。他怀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担心使用这些数据会导致自己的研究误入歧途。他说：“如果是开展实验，你要做的就是执行检验，然后便可以继续，然而研究档案数据的人必须对这些数据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

　　Simonsohn的这种直觉最先萌生于2011年夏季，当时他第一次阅读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Dirk Smeesters及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Lawrence Sanna的论文。两者论文中引用的数据包含过多高度效应和统计学上的重要结果，看起来过于完美以至于令人难以信服。在Sanna的一篇论文中， Simonsohn对一项实验给予特别的关注。实验中，被分为两组的志愿者所得出的数据具有惊人相似度的标准偏差。而在Smeesters的研究中，Simonsohn发现一个可疑的低频率的约整数，并且许多平均值具有不寻常的相似性。他说：“如果这些数据基本没有受到干扰，而且每一项研究得出的数据都非常可靠，那数据就是假的，真实的数据应该有误差。”

　　为了检验自己的怀疑并证明论文结果的不真实性，Simonsohn将这些实验模拟了数千次。他将自己的分析应用于同一作者的其他论文中后发现，同样的模式再一次出现。之后他对数据进行了阴性对照，发现使用相同研究结构的其他心理学家的论文无法得出与上述两位研究者同样的模式。

　　Simonsohn与两位作者取得联系，并花费数月时间排除任何能够将他发现的差异合理化的替代解释，最终，据Simonsohn所说，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两位作者操纵了数据。但他仍然克制住自己，没有指责任何人。他与Smeesters、Sanna及其论文的合著者联系，希望获得原始数据。他还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并询问是否有其他人例如学生或者研究助理擅自篡改数据。

　　Simonsohn说：“我的思想十分开放，我的工作理念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篡改数据的受害人是自己。”

　　2012年夏天，Smeesters和Sanna从原有岗位辞职，他们的一些文章也被撤回。

　　空想法

　　1999年，Helene Hill本以为自己马上要退休了，直到有一天当她决定看一看实验室同事的培养皿后，一切都改变了。作为一名辐射生物学家，Hill供职于纽瓦克市新泽西医科和牙科大学，她曾与一名年轻同事共同负责一项旨在研究“旁观者效应”的科研项目：当一个细胞受到辐射时，它周围未受到辐射的细胞会有何反应。Hill此前已经培训博士后Anupam Bishayee如何使用该技术，她想看看Bishayee的进展，没想到培养皿中空无一物，而且不久后她还收到Bishayee提供的细胞计数。

　　Hill之后用14年的时间揭露她所认为的学术不端行为。大学委员会、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及两次法庭审理曾评估过她的报告，但并未采纳。为此，她支出了数千美元诉讼费，花费数之不尽的时间搜罗了超过30000份文件。此外，她还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但现年84岁的Hill决不妥协，她说：“如果有能力的话，人们有义务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经过初次观察后，Hill和其他博士后决定隐秘地追踪Bishayee的实验进展，并对他的培养皿拍照留作证据。当Bishayee报告了一个被他们认定受到霉菌污染的数据后，Hill与她的同事指责Bishayee捏造数据，并将此事向大学研究诚信委员会检举。

　　但该诉求很快便宣告失败。在检举过程中，Hill的同事承认在拍照前曾移动过Bishayee的培养皿，委员会认为此举有篡改证据的可能。

　　此外，Hill承认自己并不熟悉当时用来观察Bishayee培养皿的显微镜。委员会裁定，Hill没有充足证据证明Bishayee的学术不端行为。

　　匿名法

　　匿名揭发早已不再是新鲜事。自2010年起，一个笔名为“Clare Francis”的人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风波。他(很多人怀疑这是一个团队)向生命科学期刊编辑发送了数百封邮件，邮件中指出很多案例涉嫌操纵、剽窃或伪造数据。这些神秘投诉导致一大批文章被撤回和更改，但是，面对这些狂轰乱炸式的匿名揭发，编辑感到非常困扰。一些编辑表示，他们有时感到毫无头绪。

　　不管你是否认同这种方式，Francis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编辑应如何处理匿名举报。由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任何人都可以对学术论文公开表达不满，目前匿名举报的数量正逐年增长。

　　《柳叶刀》高级执行编辑、英国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前副主席Sabine Kleinert将近期匿名评论激增的态势称为“Clare Francis现象”。Francis估计，自己向约100位不同的编辑发送过邮件。一些出版商表示，他们的编辑通常会收到大量来自Francis的信息。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执行主编Diane Sullenberger说，他们收到的多达80%的举报来自Francis。

　　法国期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总编辑Ulrich Brandt说：“匿名一般会让人不舒服。我们不得不去怀疑检举人的动机。对学术不端行为无根据地指控会造成负面影响，且该举动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